配资新手 台儿庄大捷后, 李宗仁设宴庆功, 却发现川军将领王铭章的座位空着

他身中数弹配资新手，肠子流出来，却还在指着前方。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看什么。

九天后，他的遗体才被找到。

临危受命——出川抗战的背景与部署

1937年底，整个中国的战局已经烂到了根子里。

南京失守，华北大片土地落入敌手，日军下一步要打通津浦铁路，把南北两个占领区连成一片，那个靶心，就是徐州。

徐州是什么地方？苏鲁豫皖四省交界，铁路枢纽，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一旦徐州失守，整个中原门户洞开，日军可以长驱直入，把抗战的局面彻底搅烂。

而守住徐州的第一道门，就是滕县。

滕县，今天山东滕州，南距徐州不过100多公里。津浦铁路从这里穿过，谁守住这里，谁就扼住了日军南下的喉咙。谁丢了这里，徐州就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下。

1937年底，日军的路数已经很清楚：兵分两路，南北对攻，夹击徐州。北线原本由韩复榘的部队负责，但韩复榘干了什么——他一枪没放，拱手让出了济南、泰安、曲阜，整个山东北部几乎没有经过像样的抵抗就送给了日本人。韩复榘后来被蒋介石以"违抗命令、擅自撤退"的罪名枪毙，但枪毙他已经无法挽回失去的地盘。

北线的防线已经烂了，鲁南的压力全部压到了第二十二集团军身上。

1938年1月上旬，第二十二集团军抵达临城（今薛城），紧急展开布防。孙震把四十五军放在第一线，四十一军作为第二线，均部署于滕县以北，以一二二师为预备队，准备扼守滕县县城本身。

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孙震作出了一个任命：让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出任第四十一军代军长，统一指挥一二二、一二四两个师，全权负责滕县防务。

王铭章，四川新都人，生于1893年，字之钟。他这辈子从1911年保路运动就开始打仗，从见习排长一路打到师长，军衔少将，后晋中将。他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将领，他是真的在战场上滚出来的。

但是，他手里的牌烂得一塌糊涂。

一二二师那时候拿的是什么武器？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、大刀、手榴弹，少量的四川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。没有通信设备，没有防空力量，没有装甲，没有炮兵支援，甚至很多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。

对面是什么？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，配有大炮70多门、坦克四五十辆、飞机四五十架、装甲火车2列，总兵力三四万人。

一边是草鞋军，一边是机械化师团。兵力差了多少倍不用细算，看一眼就知道这场仗怎么打。

王铭章在接令之前，大概就已经算清楚了这笔账。他没有推辞，也没有讨价还价，只是对着将士们说了一段话——"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劣的武器，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任，力量之不足，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我们身为军人，卫国保民而牺牲，原为天职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，才能完成任务，虽不剩一兵一卒，亦无怨尤。不如此无以对国家，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的罪行。"

这段话说完，这支草鞋军队开始进城布防。王铭章下令把南门、北门直接堵死，东、西城门暂留通道，随时准备封闭。

他的打算很简单——死守。

至于援军，他在等。只是他大概不知道，援军这辈子都不会来了。

四天四夜——滕县保卫战实录

1938年3月14日拂晓，炮声把滕县的天空撕开了。

这一天，日军出动步兵骑兵1万多人，大炮20多门，坦克20多辆，飞机二三十架，向滕县守军一线阵地全线发动攻击。那架势，不像是打仗，更像是屠宰场开工。

但是，第一天，日军一步没有前进。

王铭章的战术很务实：不跟日军拼火力，那是找死；要等，等他们靠近，等他们露出破绽，再打。守城部队撤回城墙内侧，依托工事隐蔽待命，任由日军的炮弹把城墙外围炸得坑坑洼洼。日军以为川军怯战，步兵端枪往前冲，等到离城墙不到两百米的时候，城墙上突然打出密集的枪火，冲在最前面的日军成片地倒下去。

第一天，守住了。

但王铭章心里清楚，这只是开始。当天夜里，他给孙震发了一封电报，字数不多："敌以重兵猛攻，职部已伤亡过半，盼援军早日到达。职当率部死守，决不负命。"

援军没有来。

3月15日，日军改变打法，除了正面猛攻，另派3000余人迂回包抄，把滕县外围的退路逐渐掐断。到下午，局面已经很难看，外围阵地相继丢失，王铭章把城外所有部队全部调进城内，准备打巷战。

3月16日，日军改用炮火攻城。据记载，仅16、17日两天，滕县城关落下3万余发炮弹。

3万发是什么概念？平均下来，每隔几秒就有一颗炮弹落下来。城墙东北角被炸塌了一截，守军用1000包食盐袋把缺口堵上，就这样顶着。四门全部用沙包填塞，整座城像一个装满血的口袋，被人从外面不断地砍。

这一天，王铭章率部与围攻之敌浴血苦战、肉搏长达8小时。

战至3月16日傍晚，一二二师的守城兵力已经减员到不足两千人。四天前进城的时候，他手里有多少人？撑死了七八千。打了两天多，减员超过七成。

有人开始劝王铭章撤。

不是没有道理——指挥官撤离，不算临阵脱逃，这是战场惯例。滕县守不住已经是明摆着的事，与其把指挥官也搭进去，不如留着有用之身另谋后计。

王铭章没有听。他在指挥部里看着那张地图，地图上画满了红蓝两色的箭头——红的是日军，蓝的是他的部队。蓝色的箭头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短，像退潮时沙滩上快要干掉的水印。

他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军装，走出指挥部。

3月17日，是最后一天。

这天早上，日军将滕县城四面包围，由飞机和大炮掩护，开始最后的总攻。守军以手榴弹和机枪拼死反击，但兵力差距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。

下午，南城墙和东关相继失守，大批日军突入城内，巷战全面展开。王铭章命令城内各部就地与日军厮杀，同时决定亲自赶往西关，指挥那里的守军继续拼。

他走出去，街上到处是火光，子弹从各个方向飞来。

行至西关外电灯厂附近，日军机枪扫射，王铭章身中数弹，当场倒下。他的卫兵扑上去，看见他的伤口——子弹打穿了腹部和胸部，肠子流了出来。

他倒下去的时候，手指还指着前方，指着日军正在突破的方向。

那是他最后的动作。

据随从副官李少坤事后讲述——王铭章在滕县西门督战饮弹倒地时，犹挣扎着不断高呼"杀！"，对部属说："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！不要管我，我死在这里很痛快！"

李少坤随后将王铭章的随身证件和手表取下收藏，把遗体移入路旁沟中，用木板掩盖，趁深夜潜返徐州向孙震报告。

王铭章牺牲后，城内的中国守军仍然继续抵抗。3月18日中午，除数十人突围，其余守城将士全部壮烈牺牲。

4天半，108小时，守军伤亡近万人，毙伤日军2000余人。

滕县，陷落了。但这一仗打出了什么——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，还要再等20天。

战后，史学界在梳理这段战史的时候，反复提到一个细节：滕县守军的武器和日军差距悬殊到了荒唐的程度，但他们用的是空间换时间的打法。

王铭章很清楚，自己不可能守住滕县，那不是问题所在。问题是，能守多久。每多守一天，徐州那边的布防就多一天缓冲，台儿庄那边的部队就多一天准备时间。

所以他把所有部队压进城内，用巷战消耗日军的推进速度。日军的炮火和坦克在城外是碾压式的优势，但进了巷子，优势就消了大半。他用这个空间，换了时间。

这个算法，是用人命算出来的。

他自己也算在里面。

滕县之代价与台儿庄之胜利

滕县失守的消息传到徐州，是1938年3月17日傍晚。

李宗仁接到战报的时候，手里的铅笔停在地图上，笔尖正好抵着"滕县"两个字，好半天没有动。

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吩咐派人去找王铭章的遗体——"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"

九天后，遗体才找到。

是滕县当地一位叫王宜恭的士绅，趁日军看管松懈，带着几个胆大的乡民，翻检日军集中堆放的中国守军遗体，靠着王铭章军装内侧衬袋里摸到的一枚金扣子，确认了这具遗体的身份。那枚扣子是从军装上扯下来的，断线处有新鲜痕迹——副官李少坤在王铭章最后的时刻取走的。

王铭章的遗体被运回徐州。李宗仁换上了自己的上将军服，命人替王铭章穿上。

这是历史给这场战事留下的最后一个细节，也是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提到的。

但滕县失守之后，战局并没有就此崩盘。恰恰相反——台儿庄的胜机，正是从这里开始成形的。

道理并不复杂，王铭章用四天四夜，把日军第十师团死死卡在滕县一线，把他们的南下节奏彻底打乱。日军原计划打通津浦线、迅速压到徐州城下的时间表，被这四天硬生生地拖没了。

这四天，李宗仁在干什么？

在布防台儿庄。

台儿庄位于徐州以东北方向，运河沿线，是日军绕过正面之后的必经之路。李宗仁看准了这个地形，在台儿庄周边秘密集结兵力，正面用孙连仲部死守，侧翼让汤恩伯率第二十集团军绕到日军后路，等日军打进台儿庄之后，再从两侧合拢，把他们包进去打。

这个口袋，需要时间扎紧。滕县给了这个时间。

1938年3月16日，台儿庄正面守军开始阻击。日军打得非常猛，至3月27日，守军伤亡过半，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率部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巷战。

整个台儿庄的房屋，每一堵墙都是阵地，每一条巷子都是战场，中日双方在弹药、弹片、刺刀之间来回撕扯，形成胶着。

这时候，汤恩伯的部队在外围已经迂回到位。

4月3日，李宗仁下达总攻令。

以第二十集团军为右翼，第二集团军为左翼，第三集团军担任堵击，三路合围，全线反攻。激战四天，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大部被歼，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一部被打残。

4月7日，胜利的旗帜插上台儿庄城头。

日军被歼灭有生力量1万余人，缴获大量武器和战利品。这是抗战爆发以来，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胜利。台儿庄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举国沸腾——这场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打出了中国军民的士气。

台儿庄战役历时约一个月，中方参战约29万人，日方约5万人，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，日方伤亡约2万余人。

毛泽东后来在《论持久战》里写道："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，如像平型关、台儿庄一类的，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，振起我军的士气，号召世界的声援。"

周恩来也做了评价——这次战役，虽然在一个地方，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、影响全国、影响敌人、影响世界。

但台儿庄大捷的背后，有一笔账没有算进去。

1938年4月，李宗仁在台儿庄庆功宴上，专门留了一把空椅子。那把椅子，是留给王铭章的。

李宗仁端起酒杯，转向那把空椅子，把酒慢慢洒在地上，说了一句话——"这第一杯酒，敬王师长。"

他在回忆录里后来写道："如无滕县之固守，焉有台儿庄之大捷！川军以寡敌众，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！"

这句话，是对王铭章最直接的历史定论，也是对那四天四夜最准确的注脚。

李宗仁还写了另一段——川军出川之前，名声并不好。可滕县一战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小看川军了。一支军队的名声，不是靠军装和武器挣来的，是靠战场上站着死、不跪着活的人挣来的。

台儿庄大捷，歼敌数字各方史料略有出入。日军第五、第十师团合计自报伤亡11984人；中共《新华日报》1938年4月7日、8日报道称歼敌万余人；部分史学家认为整个鲁南地区日军死亡人数超过16000人。

这些数字无论取哪个版本，都是抗战正面战场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
而在滕县，中国守军毙伤日军2000余人，自身伤亡近万人，换了20天。

20天，对整个抗战来说，是一个微小的单位；对台儿庄来说，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；对王铭章和那几千名川军来说，是一条命换来的。

国殇与家祭——身后的公祭与历史追认

王铭章死在了滕县，但他的事没有就此结束。

他的遗体被找回来之后，要运回四川。从徐州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重庆，从重庆到成都，再到新都。这一路走下来，他看到了一件事：一个国家在一个人面前，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子。

1938年4月6日，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褒扬会，正式宣布对王铭章的追赠与国葬决定：追赠为陆军上将，特予国葬，颁发国葬费四万元，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，并在原籍四川省新都县建墓立祠。

同月，蒋介石致电李宗仁，措辞明确："王故师长铭章，力战殉国，达成任务。缅怀壮烈，悼惜殊深。"蒋介石另亲笔题写了三块牌匾："民族光荣""死重泰山""烈比睢阳"，并撰挽联："执干戈以卫邦家，壮士不还，拼将忠诚垂宇宙；闻鼙鼓而思将帅，国殇同哭，忍标遗像肃清高。"

这是国民政府能给一名战死将领的最高规格。

1938年5月9日，王铭章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。

站台上挤满了人，万余名武汉市民自发前来迎灵。童子军高举着王铭章的遗像，引导花圈灵车缓缓前行，海军队伍倒背着枪支跟随，哀乐声中，整个车站沉默得像一块石头。

这一天，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、董必武，八路军代表罗炳辉、齐光，《新华日报》代表吴克坚，全部到场参加公祭。

这是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一个真实的截面——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，但在这具灵柩面前，分歧暂时不重要了。

毛泽东与吴玉章、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撰赠挽联："奋战守孤城，视死如归，是革命军人本色；决心歼强敌，以身殉国，为中华民族争光。"

当天晚6时，武汉市电台连续播放哀乐和悼念公告。郭沫若在广播里发表了题为《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》的演讲。

从5月11日至13日，武汉为王铭章设立民众公祭日，三天时间里，有5万余名普通市民前往祭奠。

5万人。这不是官方动员来的，是自己走来的。

5月15日，灵柩搭轮船离开武汉沿长江西上，23日抵达重庆。重庆各界汇聚朝天门码头，举行盛大迎灵典礼，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登船主祭，宣读祭文，献花圈，礼炮鸣响，江面肃穆。

1938年6月15日，成都牛市口。

灵柩还没到，人已经等满了。八万多名成都市民，站在街道两侧，等着那口棺材从眼前经过。

八万人，在1938年的成都，这几乎是举城而出了。

这支队伍从四川出发的时候，是1937年秋天。成都的父老送他们走的时候，锣鼓喧天，说要打赢了回来。现在他们回来了，只剩一口棺材，和一万个魂灵无处收埋。

1938年8月30日，王铭章遗骨运至新都安葬，葬于新都县城西门外川陕公路侧，专门新建了一座祠墓园。次日，在新都举行了数万人的公祭仪式，数架飞机在空中散发宣传王铭章事迹的传单。

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墓园门额题赠"壮节殊勋"。

成都少城公园后来铸造了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，以示四川人民对这位英雄的崇敬。

墓碑上的字，是李宗仁题的："王铭章之墓"。右下角一行小字："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敬题。"

这几个字，李宗仁写的时候改了好几遍。初稿修饰多，后来全删了，只留下这几个字，一分钟不到就能念完，却比任何修饰都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笔账没有被遗忘。

1984年9月1日，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，同月14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烈士证书。

这一年，距他死去，已经过去了46年。

2014年9月，王铭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

他是中国军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，是国共两党在不同时期都给予了正式认可的人物。这本身，就说明了一些事情。

有一件事，所有公祭和追授的文件里都没有写：王铭章的夫人叶亚华，在灵堂里守了三天三夜。

她没有哭天抢地。就那么坐着，偶尔伸手摸一摸棺盖。有亲友来吊唁，她起身答礼，然后继续坐下，什么话都不多说。

有人问她，王将军临走前说过什么。

她说，没说什么特别的。只是交代了家里的事，叫孩子们好好读书。停顿了一下，她又补了一句——他走的时候，穿的是那件灰布军装。回来的时候，还是那件。只不过，那件军装上全是血。

这是她留下的全部话语。没有什么豪言，没有什么大义，只有一件全是血的旧军装。

他留下来的那件事

王铭章死后，他的名字在一个地方被反复提起——那就是川军后来的战场。

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，滕县一战之后，中国军队里再也没有人敢轻看川军。以前川军出川，背后有无数的风凉话，说他们装备差、训练烂、打不了硬仗。滕县之后，这些话全都闭嘴了。

一支军队的声誉，不是靠军装和武器打出来的，是靠战场上站着死的人打出来的。

每年清明，新都那座墓园都有人去扫墓。有王铭章旧部的后代，有四川的普通百姓，路过了，进去看一眼，放一束花。

墓碑前面，有时候会摆着一碗酒。没人知道是谁放的。

放酒的人大概知道一件事——王铭章生前爱喝一口。守滕县那四天，他每天只喝一小盅，说等打完仗再痛快喝。

仗打完了，他没有回来。

那碗酒配资新手，就这么年年摆在那里，年年没人能替他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