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part1·超慢跑短线买什么股票
决定去跑步之前,陈明永先问了AI。
2025年年初的一次体检,他有两个指标又超了。回家他问AI,得到的回答是:跑步。
3月初,他戴上OPPO智能手表出门了。
跑了一个多月,他翻到手表上的一行提示:有氧运动,心率建议控制118到132。他照着降了速,同样五公里比平时多花了将近十分钟,燃脂效率从百分之十几升到了86%。
他这才明白过来:“我要减掉体内脂肪,不应该跑得太快,反而应该慢一点才行。”
在跑步圈,这种跑法有个名字,叫超慢跑:不追配速,先想清楚要达成什么目标,再按那个目标去配速度。
这个故事,在2025年OPPO三十周年的晚宴上,他讲给了几千名员工听。那晚他讲了三件事,都是小事,没有一件是业绩,讲的却是同一件事:一件OPPO坚持了三十年的事,本分。
本分是什么?做对的事情,把事情做对。只是过去三十年里,不同时代里,“什么是对的事情”这道题一直在变。
90年代,题面是“有没有”。那还是一个短缺的年代,需求排着队等供给,谁能把东西造出来、造得便宜、铺到县城和乡镇的柜台上,谁就能发展,能走下去。
2000年代,题面换成了“是不是你的”。互联网起来之后,制造能力第一次不再是门槛:一块主板、一套方案、一副模具都买得到,买回来贴个牌子就能卖。深圳华强北最热闹的那几年,几百块一台的手机长得像谁都行,唯独不像自己造的。
也是在那些年,“中国制造”在海外新闻里最常跟着出现的三个词是:便宜、劣质、抄袭。一家想做长久生意的公司,在那样的环境里要回答的是:要不要开始做一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的事情:自己的技术、自己的设计、自己的能力。
2010年代往后,题面又变成了“够不够快”。3G到4G,智能手机换机潮,移动互联网把所有行业的节奏同时拧快了一档。风口一年换一个:团购、O2O、共享单车、直播、造车。资本愿意为一年的十倍增长付钱,市场愿意给第一个做出来的人鼓掌,晚半年入场往往就意味着再也没人记得你。
这时候本分又要回答另一个问题:你敢不敢跟着跑。2020年,陈明永为一个造车的问题打给段永平。电话里,对方提醒他三个关键点:车的本质是什么;我们能给消费者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,能不能构建长期的差异化价值;这件事是否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长久。他想了一个多月,最后放弃了。放弃的原因,是这三问本质上与OPPO赛道不符合。
三十年来,外面的诱惑一直在变。有时是规模,有时是速度,有时是一个所有人都在奔向的新风口。真正难的,从来不是看见机会,而是在机会出现的时候,仍然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。刚刚结束的OPPO三十一周年司庆上,OPPO创始人、CEO陈明永再次谈起“本分”。没有宏大的周年总结,也没有给下一个三十年列出一张明确的路线图。面对台下员工关于未来的提问,他最后把这些年反复讲过的“本分”,收成了九个字:平常心、抓本质、想长远。

这九个字听起来并不新鲜,甚至有些朴素。但放在一家走过三十多年、身处技术变化最剧烈行业之一的公司里,它更像是一种反复被验证过的提醒:环境越热闹,越要保持平常心;选择越多,越要回到问题本身;变化越快,越不能只看眼前。
现在,这道题变得更紧迫了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到十几亿人的日常,用了三年多。OpenAI在2026年2月公布,ChatGPT的周活跃用户超过九亿,一年前这个数字是四亿;在中国,QuestMobile的统计是,到2026年3月,AI原生应用的月活用户已有四点四亿。
技术第一次以如此快的速度,进入如此多人的日常。它也把一家科技公司的能力放大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程度。那么,它们要跑到哪里,把用户带去哪里?每一家科技企业,必须在此刻重新回答这道题。
元股证券:ygzq.hkpart2·竞速派与慢跑派
2026年1月21日,特斯拉在官网、X和官方微博上同步换掉了自己的使命宣言,“建设一个富足非凡的世界”。
而马斯克转发时又补充了一句:全民高收入。
如果说这句话仍然语焉不详,那么当天,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的补充释义就非常清晰了: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发展,让我们有能力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。
半年后,7月10日,特斯拉发布了一段延时视频:加州弗里蒙特工厂用时46天,拆除了Model S和Model X的总装线。腾出来的位置,要建的是人形机器人Optimus的产线,目标年产一百万台。
在过去十四年,这两款车定义了特斯拉。
改使命、停旗舰、转产机器人,看起来是几件不同的事情,背后却是同一个判断:把本事从一个具体的目的地里取出来,放进所有可能的方向。车只是它的一种容器,机器人是另一种;容器可以换,本事不换。
为什么要换容器?因为容器有边界:一辆车能装下多少技术、服务多少人、覆盖多少种需求,画在图纸上就定了,而能力没有形状,投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。特斯拉这些年攒下来的恰恰是后者:电池、电机、自动驾驶,以及把复杂硬件大规模造出来的那套工程能力。产品有生命周期,车型有销量上限,能力却没有这层边界,它需要不断找到新的地方落脚。于是,对于一种以能力扩张为核心的技术观来说,最自然的问题始终是:这些能力还能变成什么?
特斯拉,以及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SpaceX,是这些年里美国最受追捧的创业明星。被追捧的不只是造出来的车和送上天的火箭这样具体的产品,而是“把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变成可以做到”的能力本身。
2023年10月,风险投资人马克·安德森发表的《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》刷屏。其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是:我们相信,没有任何物质问题——无论是自然造成的还是技术造成的——是不能用更多的技术解决的。但在我看来,这篇文章里还有一句对于近几年硅谷科技思潮更极致的表达:任何让AI减速的举动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,那些本可以被AI阻止、却因为AI没能存在而发生的死亡,是一种谋杀。2024年9月,奥特曼在《智能时代》里写下:超级智能有可能在几千天内出现,而智能时代的一个定义性特征,将是巨大的繁荣。
随后两年发生的种种事件,印证了这种“繁荣”。2026年,亚马逊、Alphabet、微软、Meta四家公司公布的资本开支计划加在一起超过七千亿美元,比上一年高出七成——《金融时报》在一季度财报后做了汇总,《华尔街日报》给了一个参照:这笔钱接近日本一年的国家预算,比德国还高。买的大部分是同一种东西:芯片、数据中心,和把它们连起来的电。更大的模型、更多的算力、更早的时间表。
这种不断推高生产力上限、拓展能力边界的探索逻辑,构成了科技浪潮中的“竞速派”:以技术可能性为牵引,不断提升人类生产力的天花板。它回答的是“能力能到哪”。

颇具历史性互文的画面出现在第二天。2026年7月11日,旧金山有几百人走上街头。队伍从OpenAI总部出发,经过Anthropic,走到Google DeepMind门口。牌子上写着“AI不是不可避免的”,还有一句是:在这场冲下悬崖的比赛里,没有赢家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队伍中参与者里有不少正是AI行业内部的人:他们要求的并不是放弃AI,而是一种相互约束:如果主要实验室都愿意暂停训练更大、更通用的前沿模型,那么大家一起停下来。
六年前,Netflix的纪录片《社交困境》讲的也是这种不安。片子的一头,是从谷歌、facebook、推特出来的产品负责人,对着镜头承认:对自己参与创造的东西感到不安。片子的另一头,是一个个具体的人:被推荐算法牵着走的少年,一顿饭也离不开手机的一家人。2020年,这种不安坐在镜头前;2026年,它走上街头。
同一个7月,太平洋这一边,另一种关于“能力与边界”的讨论也在发生。
7月下旬,一份梁文锋与投资人的闭门交流实录在投资圈流传开来。那场会开在5月20日,近四个小时,一百一十八组问答,整理出来的文字有三万多字。
四个小时里他说得最多的词是“不”:不做视频生成,不做世界模型,不追逐用户规模,也不打算成为下一个字节或腾讯。还有一句梁文锋的原话,流传甚广,他说:克制是一种战略。
顺着时间线往回倒,这件事有迹可循。
2026年4月,DeepSeek发布新一代旗舰模型V4。首发定价挂出来,圈子里先是一片嘀咕:这不像DeepSeek的风格,太贵了。4月25日,价格直接砍到四分之一,旗舰版本每输出一百万tokens从二十四元降到六元,输入在缓存命中的情况下低至两分五厘钱,创下当时全球大模型价格的新低。同一时间,另一个方向也在发生:云厂商的算力服务报价在往上走,有的一年里两次宣布调价;头部的模型公司,年内三次上调了API价格。
据说,价格砍下来的那天,DeepSeek公司群里欢呼一片。
不可否认,这是一次极具商业美感的战略聚焦:通过工程结构优化重塑成本曲线,只赚合理利润,把有限的算力压在核心落脚点上。它最后凝聚成那四个小时里被说出口的几十个“不”。能力越强,可做的事越多,划掉的那部分才越能说明它到底想做什么;留下来的那部分怎么定价,他说:我们只赚取合理的利润。
DeepSeek做的,是把原本昂贵的技术能力往下拉,以更低的成本交给更多人;OPPO这些年反复强调的“本分”,则体现出另一种相似的克制:技术当然可以不断向前,但企业还要知道什么应该做、什么暂时不做,以及什么即使做得到,也未必值得做。
这也构成了中国科技企业身上一种颇有意思的商业气质。也是OPPO说的“平常心、抓本质”。
现代商业世界习惯赞美速度、规模和突破边界。技术能做到什么,企业就尽可能把它变成产品、市场和利润。但在另一套文化传统里,真正高级的能力,往往不是把力量用到极致,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收住。不是不能快,而是不被“必须更快”绑架;不是没有野心,而是知道野心应该停在哪里。
《道德经》里有一句说的也是这次序:企者不立,跨者不行——踮着脚的人站不久,跨大步的人走不远。如果一定要给这种企业找一个共同的名字,或许可以叫“慢跑派”。所谓慢跑,不是真的慢,而是先把边界和次序想清楚:什么技术值得尽快落地,什么能力需要再等等,什么事情即使能做,也未必应该立刻去做。
这在极速迭代的科技行业里并不容易。别人都在提速时,选择不跟,需要承受更大的错失恐惧(FOMO),也要面对市场对“落后”的质疑。因此,慢下来从来不是一种轻松的姿态,而是建立在资本、技术积累和战略定力之上的主动选择。
说到底,“慢跑派”的内核,仍然是本分。
平常心,隔离外界压力和诱惑,是不被外界的节奏带走;抓本质,是始终想清楚产品和技术的最底层、最主干价值,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;想长远,是有些事情即使短期没有回报、但具有长远价值的,也依然按照长期正确的方式去做。超慢跑是它的样子,本分是它的里子。
手机股票配资到这里,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就更容易理解了: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,并没有让所有企业走向同一个方向,反而把不同文化深处的选择放大了。相信扩张的,扩张得更彻底;讲克制的,克制得更彻底。

part3· 本能与良能

所谓“竞速派”与“慢跑派”,是两种战略范式,或者说企业自我提问的次序:一种以能力边界为牵引,先问“能推到哪”;一种以落地次序为牵引,先问“该先落到哪、以什么代价落”。不必把它们看作阵营或道德标签。
秦朔老师今年6月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》。他在里面把两个词分开来讲:本能问的是能不能,良能问的是该不该。良能不是新造的词,孟子说的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”,指的正是这一层。这篇文章里,秦朔老师问道:都说商业以人为本、科技以人为本,难道从本质上,还都是以人的本能为本,千方百计将人陷溺其中吗?
这一问指向一件更普遍的事:当能力变得更容易获得,一家公司凭什么决定自己要做什么、不做什么。
这道题叩问的也不再是企业之间的胜负与快慢:科技作为一种力量,究竟是在无限放大人类欲望与技术本能的陷阱,还是在守护人的主体性与生活的从容。
没有竞速逻辑顶开技术天花板,慢跑逻辑就没有可落地的基础设施。分野的终极追问在于:企业能否在能力过剩时,仍以人的主体性为边界。竞速逻辑拓展上限,慢跑逻辑决定落点;前者先问能推到哪一步,后者先问这一步该先落到哪、以什么代价落。两者是技术周期中的阴与阳。
当“能不能”越来越少成为问题,“要不要”就会越来越重要。企业真正难的,也因此从创造能力,变成了驾驭能力。这恰恰是“本分”这个老词,在今天重新变得有意思的地方:它并不天然意味着慢,也不意味着对新技术保持距离。OPPO这些年同样在技术上保持投入——AI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超过六千一百件,与哈苏的影像联合研发做了一年又一年——但它总会再多问一句:这项技术最终会让用户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?
2020年INNO DAY,陈明永在演讲中提出“科技为人、以善天下”,强调企业创新应当从人出发。

这一问落在产品上是具体的:一块手表能测心率、测血氧,早就没有悬念;2026年,OPPO Watch X3的“睡眠呼吸暂停”筛查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认证,参数竞赛里没有人要求这么做。多问的那一句,落在那个夜里呼吸反复暂停、自己却不知道的人身上,也落在本文开头那个跑步的人身上——他戴的手表没有催他跑快,只是提醒他,把心率降到118到132。技术没有把人推向更极致的数字,而是帮助他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体。
秦朔老师在《》末尾留过一句:技术不必喧哗,当它真正让生活回归健康与从容时,技术的价值才真正显现。
2026年9月17日下午,OPPO三十一周年司庆的员工问答交流里,有人问陈明永:接下来的三十年,OPPO有什么思考。
他没有先答未来三十年,他先讲了一个自己最近越来越强烈的感受。他说,我们应该更加抓住本质,要把用户和技术本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。今天整个行业太容易以竞争为导向:看对手做了什么,看别人走到哪里,然后决定自己下一步去哪里。但如果重新回到事情本身,顺序应该反过来。先理解用户到底需要什么,再理解技术已经可以做到什么,然后把用户与技术之间这条链真正打通。最后,才是在这个基础上做更长周期的投入和创新。
商业离不开竞争,但如果总以对手为坐标,就容易陷入追赶和模仿:别人有什么,自己也要有;别人加速,自己也跟着加速。久而久之,反而容易忽略两个更本质的问题:用户真正需要什么?技术真正能够改变什么?
所以,陈明永没有为OPPO的下一个三十年画一张宏大的路线图,只留下九个字:平常心、抓本质、想长远。
一个跑步的人后来发现,跑慢以后,不再想着跑给别人看,而是开始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。一家科技公司也会遇到同一件事:慢是把有限的资源和定力,留给人的生活真正需要的地方。超慢跑因此成为一种关于次序的隐喻——先确定科技要把人带往怎样的生活,再决定跑多快;先厘清科技该有的温度与秩序,再谈能力能推到多远。
本分不是让人慢下来,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快的时代里,依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做。
No.7097 原创首发文章|作者 郑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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